近期，接连爆出的几起与家暴有关的事件，令全社会为之揪心。
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刘女士遭丈夫连续暴打后，试图从正门逃离却未成功，随即丈夫暴力升级，刘女士被迫从二楼跳下，全身9处骨折、腰部脊髓损伤，最终导致双下肢截瘫；南京一名女子因长期遭受家暴，先后两次向法院起诉离婚，就在第二次起诉后没多久，却惨遭丈夫杀害；武汉一名女子和儿子遭遇丈夫的家庭暴力，为保护刚做手术不久的儿子，愤而拿起水果刀刺伤了丈夫……这一系列悲剧不断刺痛公众的神经，也使反家暴再次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。
与此同时，一次地方立法行动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7月底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该省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。其中明确规定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有权劝阻，对受害人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。”这一规定，可以形象地称为反家暴的目击者义务，堪称该地方法规的一大立法亮点。
广东的这一立法创新，不难令人联想到反家暴的一大现实困境。多年来，对于家暴行为谁来管、谁能管、谁敢管，始终是反家暴的核心难题。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，不少公众一直将家庭暴力视为“家务事”，认为床头吵架床尾合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这样的思维误区，不仅阻碍了对家暴行为的及时干预以及对受害者的及时救助，也在很大程度上纵容甚至助长了家暴行为。
从法律层面检讨，现行反家庭暴力法虽然也设立了报案义务，但其适用范围却十分狭窄，仅仅规定，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暴时，学校、幼儿园、医疗机构、村居委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特定机构、特定人群，在工作中发现时有报案义务。这样的规定，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及时举报、介入家暴行为。正因此，广东所创设的反家暴目击者义务，不仅弥补了反家暴法的不足，也是对传统思维误区的有力纠偏，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对家暴的“零容忍”。
当然，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对等的。家暴目击者有参与制止家暴的义务，当目击者因介入家暴纠纷、遭受困扰乃至报复之时，也应当对目击者提供切实的权利保障。现实中，不少人目睹家暴行为时，不敢挺身而出，并非法律意识淡薄或缺乏同情心，而是有着重重顾虑。因而只有真正打消其后顾之忧，才能避免目击者反家暴义务沦为一纸空文。
从更深的层面而言，广东的此次立法创新，也折射了反家暴的一种新思路。反家暴是一项需要政府、社会等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。最近几年，随着立法完善和执法改进，政府层面的反家暴作为已有了极大的提升，但在社会层面，依然存在着反应迟缓等诸多问题。以近期发生的多起家暴事件为例，受害者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，即在遭受家暴的过程中，缺乏来自邻里、社区、专门保护机构等社会层面的及时、有效支持，受害者因此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，不受谴责和制衡的家暴行为随之不断升级，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。
可以说，反家暴社会支持系统的薄弱，并非个例，而是积累已久的棘手难题。以深圳为例，尽管该市的反家暴走在全国前列，但当地妇联主管的反家暴防护中心只有四个社工，其项目设置也多为零散、自发的性质，基本是在出现问题后才有所反应，反家暴的及时性、有效性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。
相形之下，不少反家暴社会机制成熟的国家和地区，无不建立了全方位、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，进而有效避免了个体孤立。比如美国有“敲门运动”，邻里之间发现有家暴迹象时，会彼此经常敲门，以便及时发现和日常帮扶；在我国台湾地区，社区协同政府建立了纠正机制，不仅救助受害者，还对施暴者实行强制性心理干预；在我国香港地区，一些曾经遭受家暴伤害的妇女自发成立了妇女权益会，以自己的切身经验，帮助其他受害女性。诸如此类的社会参与，对于反家暴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
反家暴并非只是政府、执法部门的责任，要想从源头预防家暴、阻止伤害和悲剧的发生，既需要政府、执法部门的努力，也需要社会的有力支持。如此，才能真正建立起事前预防、事中制止、事后救济的全过程反家暴系统。
从这个意义而言，广东此次反家暴立法创新，无疑是一次可贵的探索，值得更多地方思考和借鉴。